摘要：本文从具有自名标识的商代晚期至春秋中期的铜什么杠杆股票

与铜罍资料入手，归纳出铜

与铜罍相近和相异的九个特点，进而从两者在形制、功能、组合以及流行时间、流行地域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得出结论：铜

是从铜罍中派生出来的，两者之间形成派生关系。至于有部分铜

像陶

，那是铜器在发展过程中常见的仿陶行为，并不能证明铜

源自陶

展开剩余96%

，也难以成为否定两者之间派生关系的证据。

《江汉考古》2021年第6期刊登王洋、雷兴山的文章《论铜

与陶

》[1]，认为铜

是西周晚期仿自关中地区陶

创造的器类，主张将铜

从铜罍中分离出来单独成为一种器类。2020年孙贤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东周青铜罍研究·兼论青铜

、青铜浴缶》[2]也持相近的观点，认为铜罍在西周中期以后就消亡了，铜

与铜罍之间不存在派生关系。别开生面，很有新意。我是说过铜

是铜罍的派生物[3]，但当时并没有做分析研究，如今正好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点想法。

一、

与罍的区分

要想谈铜

的来源和铜罍的关系，首先要掌握根本，也就是要分清什么是铜

，什么是铜罍，二者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在哪里。

因为很多铜

有自名，所以应先分析有自名的铜

，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这是最合适也是很有说服力的方法。有自名的铜

有13件，见表一。

表一　有自名的铜

注：①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②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③方勤.浅议回归的曾伯克父青铜器[J].文物，2020(9):36-49.

按照年代的早晚和形制的不同，先将这13件

分成甲、乙、丙3个组。甲组是西周晚期的仲义父

和郑义伯

，乙组是西周晚期的膳夫吉父

、伯夏父

和进入春秋早期的曾伯文

，余下5件

为丙组，年代是春秋早中期。结合3组

的年代顺序，可以归纳出它们的特点：

1.甲组

初现时很像罍，比较瘦高，器高大于肩宽，通高超过40厘米。乙组

高度下降，在40厘米以下。丙组

逐渐变得低矮，如伯亚臣

（图三，4）只有25.5厘米高，且器高小于肩宽。

图一　甲组铜

1. 仲义父

2. 郑义伯

2.甲组

像罍，比较厚重，如仲义父

（图一，1）重14.43千克，郑义伯

（图一，2）重9.66千克。乙组

进入春秋时期，体重减轻，譬如曾伯文

（图二，3）通高36厘米，与仲义父

差别不是很大，但重量只有6.2千克，还不到仲义父

的一半。丙组曾伯克父

（图三，2）通高35.4厘米，重量也只有6.4千克。

图二　乙组铜

1. 膳夫吉父

2. 伯夏父

3. 曾伯文

3.甲、乙两组

像罍，口径稍小一点，在15厘米左右，丙组

进入春秋时期有变化，有的

口径变小，如曾伯克父

，口径12.9厘米，有一部分

口径变大，如伯亚臣

口径20厘米，伯游父

（图三，5）口径25厘米。

图三　丙组铜

1. 京叔

2. 曾伯克父

3. 番伯官曾

4. 伯亚臣

5. 伯游父

4.甲组

像罍，肩部基本是圆肩，如仲义父

、郑义伯

。乙组

基本是折肩，如膳夫吉父

（图二，1）、曾伯文

。丙组

有圆肩，如曾伯克父

，也有折肩，如伯亚臣

、伯游父

。总的来说，圆肩

少而折肩

多。圆肩

的年代略早于折肩

，可知折肩是由圆肩演变过来的。

5.

的双耳多作向外斜伸状，也有部分

无耳，如番伯官曾

（图三，3）。

的双耳比较小，绝大部分位置在肩部。12件有耳的

，双耳都比较小，其中11件位置都在肩部，只有一件伯游父

的双耳跨越肩腹交界线。所以耳是否在肩部也是一个重要的判别标准。

6.甲、乙两组

的腹部环收，丙组

的腹部斜收，因此造成此时

的足径小。

7.大部分

的腹下部没有鼻纽，只有个别

的腹下部有鼻纽，如曾伯克父

腹近底部有一环形鼻耳。

8.甲组

像罍，有圈足，乙、丙两组是无圈足或假圈足。13件自名为

的铜器，除了早期的仲义父

和郑义伯

，都没有圈足，带圈足的青铜

应该是从带圈足的青铜罍发展过来的。所以有没有圈足应是判别铜

的一个重要标准。

9.甲、乙两组

的纹饰都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如膳夫吉父

的垂鳞纹，仲义父

、郑义伯

、伯夏父

（图二，2）的重环纹、窃曲纹、垂鳞纹，只有丙组的1件曾伯克父

的纹饰是波折纹和竖线纹，属于仿陶器。

有自名的罍有6件，见表二。

表二　有自名的铜罍

分析这6件罍，归纳出它们的特点：

1.罍瘦高，除了昶伯

父罍没有数据，5件罍的通高在30厘米以上，2件罍的通高在40厘米以上。器高大于肩宽。器高程度与第一组

接近，但比大部分

要高大。

图四　自名铜罍

1. 乃孙罍　2. 陵方罍　3. 对罍　4. 淊御史罍　5. 昶伯

父罍

2.罍的体量厚重，在7千克以上，商代晚期的乃孙罍（图四，1）重11.34千克，西周中期的对罍更重达18千克。

3.比起大部分

来说，罍的口径大。对罍（图四，3）、陵方罍（图四，2）都比仲义父

的口径大。

4.商代晚期的罍是圆肩，如乃孙罍；西周早期的陵方罍也是圆肩。到了西周中期开始有变化，如淊御史罍（图四，4）还是圆肩，而昶伯

父罍（图四，5）则接近折肩，与同时期

相近。在春秋战国时期，罍还是以圆肩为多。

5.罍的双耳比较大，耳的下端已经到达或超过肩腹交界处。如乃孙罍、对罍耳的下端已经到达肩腹交界处。

6.腹部不同。西周时期，罍腹部环收，春秋以后，罍的腹部仍然环收，因此造成罍的足径大。

7.罍腹下部有鼻纽。商代晚期的乃孙罍腹下部有鼻纽，西周早期的陵方罍也有鼻纽。

8.殷墟二期之前的罍无圈足，自殷墟二期开始有圈足，一直到西周晚期，如乃孙罍、对罍。春秋战国时期罍绝大部分有圈足，无圈足者少。

9.罍的颈部通常饰涡纹、窃曲纹，腹部饰垂叶纹。

综上所述，

和罍关系密切，两者的相同之处是：西周晚期的

在器的高度高、器高与肩宽的比率、尺寸和重量、口径大小、双耳的位置、有圈足等方面与罍很接近。如果没有自名提醒，我们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

不同之处在于：春秋战国的

在器高与肩宽的比率、尺寸和重量、口径大小、双耳的位置、有无圈足等方面与罍有了较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罍瘦高而

矮胖，罍重而

轻，罍多为圆肩而

多为折肩，罍的双耳比较大而

的双耳比较小，罍的腹部环收而

的腹部斜收，罍有圈足而

多无圈足或假圈足。

另外还有组合关系不同。根据王宏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罍卷》（下简称《青铜罍卷》）[4]的研究，在墓葬中，青铜

往往成对出现，在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的28座墓葬中，有17座墓葬出土2件或2件以上的

（见该书附表八）。由于青铜罍是大型酒器，所以在墓葬中一般以单件的形式出现。据统计，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只有安阳殷墟妇好墓（墓室面积22.4平方米）、江陵万城西周墓（墓室面积不详）、宝鸡石鼓山4号墓（墓室面积13.3平方米）、湖北随州叶家山27（墓室面积33.66平方米）和111号墓（墓室面积138.57平方米）出土成对的罍[5]。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只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二号墓等极少数墓葬出土成对的罍。所以根据墓葬出土的

或罍是否成对，可以成为区别是

还是罍的参考标准。如果墓葬出土的器物像

，而且成对的话，是

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墓葬出土的器物像罍，而且是单件的话，是罍的可能性很大。

以上我们谈了区分

与罍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这九种方法不是绝对的，不能用其中一两点来作判定，必须综合一起分析。譬如我们说罍大

小，但是也有个别的

很大，与罍一样，碰到这种情形，就要从其他方面来判定了。下面运用九种方法就几件有争议的

和罍谈一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1.邳伯夏子罍（2件）（图五，1），春秋晚期器，通高28.5、口径21.3厘米，重10.1千克。铭曰：“隹正月初吉丁亥，邳伯夏子自作尊罍，用祈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铭图》14089）

图五　铜

与铜罍

1. 邳伯夏子罍　2. 蟠螭纹罍　3. 蟠螭纹罍　4. 素面

5. 刘家店子罍

需要说明的是邳伯夏子罍虽然自名为罍，却和伯亚臣

非常相似。第一，两者都是矮胖形体，器高小于肩宽，邳伯夏子罍通高28.5厘米，伯亚臣

通高25.5厘米；第二，重量也很接近，邳伯夏子罍10.1千克，伯亚臣

9.3千克；第三，两者口径都比较大，邳伯夏子罍21.3厘米，伯亚臣

20厘米；第四，腹部斜收，底径小；第五，两者都没有圈足。《铭图》将邳伯夏子罍归入缶类，也是因为发现它与罍距离较远。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简称《综论》）将其归为罍，是直接按照自名来安排[6]。《青铜罍卷》已经将它归为

器，是有道理的。至此，统计数据需要修改，

自名为罍者只有6件。自名为罍，如同盨自名为簋，卣自名为壶，正是作为派生物的罍与作为被派生物的

之间关系的绝妙证明。

2.河南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蟠螭纹罍[7]（图五，2），春秋中期器，《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1》27（下简称《全集》）认为是罍[8]，《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河南下》404也认为是罍（下简称《出土全集》）[9]，《青铜罍卷》归在

里。此器高41、口径29.5厘米，形体高大，口径亦大，又是圆肩，腹部环收，有矮圈足，符合罍的标准。《全集》和《出土全集》的认识是对的。与郑公大墓蟠螭纹罍相近的器物还有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的蟠螭纹罍，春秋晚期器[10]（图五，3），高36.3、口径17.2厘米，重12.5千克。《全集·东周2》49～50认为是罍，《出土全集·山西下》346也认为是罍，陈佩芬的《中国青铜器辞典》518认为是

[11]。此器形体高大厚重，又是圆肩，腹部环收，符合罍的标准。

3.1954—1955年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4号墓出土素面

2件（M4:36、37）[12]（图五，4）通高26.8、最大径28.6厘米。《综论》211页认为是罍，《青铜罍卷》归在

里。此器不高，而且器高小于肩的宽度，双耳较小，腹部斜收，底径小，和伯亚臣

相似，符合

的标准。素面

2件同出，也符合前面提出的组合关系定名法，所以《青铜罍卷》的判断较有说服力。

4.山东沂水刘家店子二号墓出土罍2件，简报写作“钅霝”[13]（图五，5），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也认为是

[14]，其理由是与西周晚期的仲义父

相似。问题是仲义父

这样的存在于西周晚期，如前所言，到了春秋中期，

的形体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似乎不宜类比。刘家店子这件器通高54、口径22.7厘米，可见器体高大，而且是圆肩，双耳较大，下端已经跨越颈与腹交界处，腹部环收，尤其是圈足较高且外撇，这种圈足见于铜罍中，绝不见于

类器，《青铜罍卷》改为罍是对的。

二、铜和铜罍是派生关系

只有将铜

与铜罍基本上区分之后，我们才能谈铜

的来源，铜

与铜罍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我曾经提出鉴定是否符合派生物与被派生物关系的四个条件[15]：

1.二者的形态是否相近，功能和用途是否相同或相近。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铜

在开始出现时即西周晚期（第一期），究竟是与铜罍相近还是与陶

相近？如前所述，甲组

是年代最早的铜

，其形制、尺寸大小、重量等方面都和西周中期的铜罍相近。乙组

与甲组

非常相似，只是后一组少了个圈足。考虑到春秋战国的铜

大多没有圈足，可知无圈足的铜

年代要晚于有圈足的铜

。无圈足的铜

数量多，流行时间长，型式也比有圈足的铜

丰富，显然无圈足的铜

是主流形态。西周晚期的无圈足的铜

虽然有变化，但总体来说和同时期铜罍接近，仍然看不到它们和陶

有什么关系。无圈足的铜

是由有圈足的铜

演变来的，这一演变轨迹本身就将所谓铜

源自陶

的路径堵住了。

概言之，刚诞生的铜

在形制、通高、重量、纹饰方面上就与铜罍非常相似，超过了铜

与其他器类的相似程度，这是铜

成为被派生物的关键。

其次，丙组铜

与甲、乙两组铜

相比，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颈部变得细长，肩部变宽而腹部变浅，整体显得矮胖。如曾伯克父

、1972年随县熊家老湾

、1969年烟台上夼村残墓

，一是颈部有一圈凸棱，是西周晚期高领双耳罐的特征；二是器身饰波折纹夹竖线纹，这种纹饰在青铜器上少见，却常见于西周陶器，是仿陶装饰。但问题是这不能成为铜

来源于陶

的理由。第一，丙组铜

年代基本上都已经晚至春秋，它们显然已经失去了充当铜

祖先的资格，没有什么条件再去彰显自己的渊源。第二，这些铜

都出土在中原以外山东半岛和汉水流域，而铜

与铜罍在中原地区始终有一条从西周到战国的发展轨迹，所以这些边远地区的铜

对于整个铜

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

再次，年代更晚一点的伯亚父

、伯游父

，作为春秋中晚期铜

，此时的铜

没有了春秋早期的仿陶装饰，似乎又回到罍的早期形态，或者颈部和上腹部饰交龙纹，或者素面，与同时期青铜器纹饰接近，与陶

纹饰无关。

总而言之，无论在铜

初现阶段，还是在晚期发展阶段，在形制、纹饰方面都看不到它们与陶

有什么联系。仅仅在发展中有部分铜

在形制和装饰方面接近陶

。这种仿陶现象在青铜器类中很普遍，譬如同样是西周晚期的尊，琱生尊就是仿陶尊（《铭图》11816、11817），而且纹饰与陶

上的纹饰几乎一样，也是波折纹和竖线纹（图六），但不足以说明这一类器物源自陶器。

图六　琱生尊

另外说一下组合情况。如前所述，在商代晚期，罍通常以单件的形式出现在墓葬组合中，只有特别高级的墓葬才出现2件一组的形式，譬如妇好墓。这是因为罍是体量最大的酒器器类，同样体量很大的酒器壶也是如此。到了西周早期，情况有所变化，罍会以一对一组的形式出现，原因是随着周人禁止酗酒而酒器器类如爵、觚、觯、斝、尊、卣减少和消亡，酒器只剩下罍与壶，在器类减少的情况下，为了彰显不同阶层的高低，增加数量是很好的选择，所以不仅对罍现象常见，对壶现象也常见。相对而言，出土2件

的墓葬要多一些，这大概是由于

的体量要比罍小一些。当

从西周晚期出现，在一定程度替代罍的位置时，自然也会以对

的形式出现，这未必与一组2件陶

有多大关系。

2.派生物是否流行时间长，被派生物是否流行时间短。

如前所述，铜罍流行时间长，从商代到战国，并没有在西周晚期或者春秋时期中断发展，而铜

流行时间较短，从西周晚期到战国。说铜罍在西周中期以后消亡的研究者可能没有关注1件重要的西周晚期铜器——函皇父簋（《铭图》5080～5082），其铭曰：“函皇父作周妘盘盉尊器鼎簋一具，自豕鼎降十又一，簋八、两罍、两壶，周妘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引人注目的是函皇父为夫人周妘所做礼器中有2件罍，2件壶。同为酒器，罍排在壶前面，可见罍在西周晚期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证明，西周中期以后铜罍虽然很少，但并没有消亡，空缺处正好由被派生物铜

来替代。前面所举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蟠螭纹罍和太原金胜村出土的蟠螭纹罍，也显示出铜罍在后期发展中依然强势不减。

3.派生物是否流行地区广，被派生物是否流行地区有限。

参考《青铜罍卷》做的附表四，显示青铜

从西周晚期到战国晚期流行于陕西（凤翔、扶风）、湖北（枣阳、随县）、山东（烟台、栖霞、莒县、枣庄、安丘、沂源、沂水、莱阳）、河北怀来、北京延庆和河南（洛阳、潢川、光山、三门峡、郏县、桐柏、郾城），流行范围有限。

参考《青铜罍卷》做的附表一，显示青铜罍从商代早期到战国流行于河南（郑州、安阳、罗山、武陟、洛阳、鹿邑）、山西（平陆、翼城）、湖北黄陂、陕西（城固、洋县、清涧、岐山、扶风、武功、泾阳、宝鸡、陇县、凤翔、西安）、辽宁（喀左、凌源）、山东（寿光、青州、益都、滕州、费县、长清、枣庄、沂水）、湖北（随县、江陵、武汉）、山西（灵石、曲沃）、湖南宁乡、安徽东至、广西贺州、北京、湖南（桃源、湘阴）、四川（彭县、茂县、汶川、成都、新都）、内蒙宁城、广西（陆川、宾阳）和安徽桐城，流行地区非常广泛。

4.被派生物可以拥有派生物的名称，如邳伯夏子

（《铭图》14089～14090）却自名为罍，就是因为这个器确实与

像，所以它应该是

，作为被派生物，可以用派生物的名称。

在漫长的商周时期，体量大的酒器就是罍（包括

）、尊、壶。我们已经撰文具体分析过，罍要比尊大，与壶接近[16]。当尊在西周中期以后消失，罍和壶成了最显赫的两类酒器。能成为派生物的器类往往是最有影响力的器类。壶从商代早期开始出现，一直发展到两汉，流行时间长，流行地域广，影响力很大，所以在商代晚期派生出新的一类器物——铜卣。在食器里面，青铜簋从商代早期开始出现，一直发展到战国晚期，流行时间长，流行地域广，影响力很大，所以在西周中期派生出新的一类器物——青铜盨。罍在商代和西周早中期影响力比壶、簋还要大，派生出新的器类在情理之中。

或许有人会问，春秋时期的青铜

已经与罍有了很大差别，不能和罍形成派生关系。诚然，

只是在西周晚期与罍很接近，以后差别越来越大了，但是我们看看盨与簋的关系就清楚了。西周中期盨刚诞生时，与簋很接近，但是到了西周晚期就变化了，召伯虎盨就像一件方鼎（图七），难怪有人主张盨是从鼎变来的。

图七　召伯虎盨

三、结 语

李零近来写文章谈到青铜器的分类问题，特别说到分类不要太细，我很赞同他的观点[17]。他在谈到罍时，没有说到

，可见他是把

归入罍中的。过去强调分类要细，是因为还处在研究的初级阶段，首要的问题是大体上分清彼此。如今器类的划分大致清楚了，进一步的研究是要了解各种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非如此，不能真正认识每一类青铜器的性质。譬如我曾撰文说卣是从壶中分离出来的一类酒器，卣是壶的派生物，与陶器没有什么关系[18]。近来年王祁撰文做了详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19]。至此，卣是壶的派生物的观点就可以成立了。像

这类青铜器，数量不多，可以划归到青铜罍中，即使独立出来，也要明白

与罍的密切关系，这样才有利于学术研究。

2025年元旦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寓所

致谢：资料收集得到王宏、刘树满博士的帮助，谨致谢忱。

[1]王洋，雷兴山.论铜

与陶

[J].江汉考古，2021(6):197-205.

[2]孙贤.东周青铜罍研究·兼论青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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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懋镕.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M]//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35；张懋镕.简论仿陶铜器与非仿陶铜器[M]//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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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懋镕（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刊于：《文博》 2025年 第1期

来源 |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什么杠杆股票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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